7月24日,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承办的“2021国际货币论坛”在北京隆重举行。平行论坛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人民币国际化”由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IMI副所长王芳主持。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副总经理王毅、中国金融出版社总编辑郭建伟、国家外汇管理局外汇研究中心主任丁志杰先后发表主旨演讲。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副局长、东盟与中日韩(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原主任魏本华,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行长方昕,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陈卫东,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与实践研究所所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肖耿,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鄂志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副院长、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丁剑平,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朱孟楠,阿布扎比国际金融中心及金融服务监管局中国首席代表傅诚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涂永红,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货币金融系副主任、贵州财经大学校长助理(挂职)何青,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党委副书记钱宗鑫等十余位嘉宾围绕“‘双循环’格局下的人民币国际化”和“后疫情时代的国际金融格局演变”两个圆桌研讨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依托双循环推动实现人民币国际化郭建伟用“依托双循环,打造六条链,丝路(货币)可兑换,实现(人民币)国际化”4个关键词,表达了对人民币在接下来的10年应当如何运行以更好实现国际化目标的看法。双循环为基础。双循环的新格局打造了人民币在下一个阶段国际化的支撑,这种支撑并非是单一的、分散的,而是基于贸易、投资和所有企业在循环中形成的合力。同时双循环需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各个省市之间应该加强合作。打造六条链。双循环中除了引起广泛关注的国内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以外,郭建伟认为还存在依托产业链和供应链产生的资金流,即在资金流基础上的银行同业结算链;依附于产业链上下游交易的信息链流,即在信息流基础上产生的诚信链;以诚信为基础的融资链以及必不可少的监管链。只有把握好这6条链的发展,才能更好的推动新格局经济发展及其人民币国际化服务。加强国际合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推广与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关联沟通的国际交易的人民币计价结算,推动构建人民币的跨境闭链循环;推动实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计价结算国际化;建立人民币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RCEP国家货币直接汇率形成机制,构建跨境报价银行团,实现跨境报价、交易、每日平盘出清发现汇率;充分发挥自贸区和海南自贸岛的优势,推动将海南发展成为RCEP国家国际合作的离岸岛、人民币金融服务的洼地。
关于SDR改革的逻辑和现实分析演讲开宗明义提出SDR的改革逻辑,并基于SDR的分配和使用客观现实给出论据,指出未来SDR改革的重要意义和作用。SDR改革的思路:一是不再将SDR作为国际储备的法定形式,二是推动SDR分配与份额脱钩,三是基于全球各国对国际流动性需求的原则分配SDR,给予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更大的分配比例。在此改革思路下,能够赋予国际货币基金在提供国际流动性方面更大的权限,缓解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对主权国家货币的过度依赖,推动SDR成为缓解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流动性不足的多边信贷安排。从定义看,SDR是IMF创设的一种记账单位。SDR不是一种货币,也不是对IMF的一种债权,是对IMF成员可自由使用货币的潜在求偿权,同时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一些国际组织的记账单位。SDR本质上只是IMF给成员国提供的一个融资便利。从分配看,IMF根据份额比重在各成员之间进行SDR分配,分配的SDR是多边信贷额度安排,相当于“借入”储备,作为法定储备形式有些牵强。SDR创立之后进行了三次普遍分配和一次特别分配,目前分配总额约2042亿SDR(约3180亿美元),远小于全球外汇储备规模。从使用看,危机后SDR的使用规模通常出现上升,近年来使用规模占比基本在15%左右,并出现了使用率高的国家反而分配额度较少、成员间交易规模显著小于成员与IMF交易规模的结构性错配。因此,SDR在实际使用中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总的看,推动SDR改革能够解决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国际流动性管理的难题,推动SDR初步发挥超主权国际货币的职能,并加强IMF的管理职能。
资产管理业务的发展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走势会产生重大影响近年来,我国资产管理市场开放程度不断增加,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人民币资产的高回报率使得中国的资产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与此同时,中国对海外市场的资产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的资产管理市场呈现以下特征。第一,短期跨境资本的流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会越来越大。第二,随着被动投资占比增高,股市价格变化、人民币汇率变化和资金流动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使得金融市场的波动性越来越大。第三,国际收支结构中由商品贸易和直接投资带来的稳定顺差在逐渐收窄,而短期资本的顺差和逆差对整个国际收支的影响越来越大。第四,资本账户非对称开放,国内个人对外币资产的需求很大,但国内个人持有外币资产量远少于外资持有的人民币资产量,要关注进一步开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短期冲击。第五,我国从事资管业务的机构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远低于银行业。因此,未来我国资管业务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关注由于资产管理业务发展导致的短期资本流动对国际收支的冲击。第二,要建立我国国际金融中心,使其在我国资产管理业务发展中具有主导能力,使其在全球人民币资产管理业务发展过程中具有主导能力,并通过合理渠道有效地将资产管理投资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第三,要关注引入外资和对外投资格局的相对平衡。第四要关注对不断发展、不断深化的资管市场和机构的监管方面所面临的新挑战。 |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副院长、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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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试水”资本项目进一步开放和人民币离岸市场引领区的“抓手“开创上海人民币“在岸离岸”市场最重要的抓手在于规模,人民币国际化在应对美元化网络外部性和低成本的挑战时,必须依靠规模。世界货币存量的50%是通过离岸市场周转的,离岸市场对扩大货币网络外部性的作用越来越强。人民币在融资成本方面并不占优势,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双循环的需求来强化离岸业务。上海开展人民币的离岸业务重点在债券市场和信贷市场,再加上风险识别机制和对冲风险的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构成了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关于这一体系,首先,针对离岸市场有以下几方面问题需要注意:第一,人民币离岸市场的融资要警惕美元化趋势。为解决离岸人民币债成本高的问题,应将部分国债发行在上海离岸市场推进,扩大债券和信贷市场规模,降低企业离岸人民币融资成本。第二,在信贷业务中要避免类似日本的“再贷款游戏”。第三,要解决外资非居民获得人民币较高成本和其后较难寻找下家的问题。因为通过他们贷款会产生乘数效应,境外离岸银行通过开展资产业务扩大离岸人民币存款规模,扩大人民币的网络外部性,同时通过一带一路项目的贷款与上海离岸市场互动来扩大人民币离岸市场规模。此外,应启动人民币外汇期货产品对冲离岸汇率风险和外债敞口,推进人民币的期货衍生产品以避免“定价旁落”。
人民币国际化的四大逻辑
方昕根据有关历史数据和在海南的观察,提出人民币国际化的四大逻辑:技术逻辑、历史逻辑、理论逻辑、政策逻辑。人民币国际化的技术逻辑:资本项目投放,经常项目回笼,未来可能会颠倒过来。如何投放和回笼国际化人民币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海南如果看做一个独立经济体,目前经常项目出现较大逆差,资本项目出现了很大的顺差,非常像美国国际收支的结构,也很像美元投放回笼的逻辑。人民币国际化的首要问题投放渠道问题,如果人民币投放的主渠道放在经常项目,则必须像美国一样,出现巨额逆差,这与历史现实不符。因此,人民币对外投放的重点应放在资本项下,依靠跨境投融资,人大报告显示:资本项下跨境人民币收付已经成为跨境人民币明显增长的主要动力。人民币国际化的历史逻辑:商品输出带动资本输出,资本输出带动货币输出。这是美欧日都经过的历史过程,中国的商品输出过程已经完成,很多商品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已达顶峰,我们可能在十年前实际上已经进入资本输出的历史阶段,应当顺应历史趋势。人民币国际化的理论逻辑:国际收支代际平衡。原来的长期的经常项目顺差,到未来可能变成经常项目逆差。如果老龄化到了一定阶段,宏观储蓄率会下降。未来很可能变成类似美国,经常项目是逆差,投放美元,靠资本项目回流来平衡国际收支,也是回笼美元。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逻辑:主动布局,打造人民币国际化投资大循环。要成为国际货币,最基本的动作就是向国际市场主动投放人民币。要鼓励企业拿着人民币出去投资,要主动的供给国际化的人民币金融资产,尤其是在离岸市场,鼓励中国跨国企业和跨国金融机构的成长。在主动投放的基础上,主动建设人民币的回流渠道。上海,海南都可以作这样的尝试,上海要建立人民币国际化配置中心,海南要建设人民币投融资母港。
用商业化、国际化、透明化方式推进人民币在中东北非地区使用傅诚刚以通过介绍人民币在中东北非地区使用的案例,从未来实操角度给出了如何在一个特殊区域推进人民币的区域使用。从人民币使用的需求端来看,中东、北非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区域。贸易角度看,中国石油的进口一半来自中东,三分之一是来自海湾合作委员会六个国家。投资角度看,从2019年开始,中国在阿拉伯世界里面最大的投资目的国是阿联酋,投资增长率在2019年增长了92%,在2020年疫情打击之下降低了,但是依然能达到50%。从贸易和投资上推进人民币的使用有,着小范围突破的可能性。这些区域产油国家已经高度重视经济转型,开始寻求财富管理和大宗商品交易等行为回归本国。从未来来看,有几大领域可以发力,以提高人民币的使用。第一,在这个地区的新型国际交易所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的产品,并形成与国内市场的对接和回流。第二,通过流动性管理和深刻帮助该地区私有化和国际化努力,在人民币产品生态基础上提升该地区投融资整体水平。三,在数字资产、数字银行、数字货币、可持续金融等金融创新领域寻求人民币使用的一切可能机会,市场需求驱动为主,商业化原则优先。另外,在政府和诸多中国企业主体的努力下,“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已经发展到了要全面考虑中国-中东北非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阶段。中东北非地区和中国五大经济区(京津冀、长三角、川渝、海南、大湾区)的产融出海与市场互联互通可以进行多种多样的尝试。一方面是贸易和投资高度的连通,彼此都需要对方的市场和资金;另外一方面人民币新的使用场景也在随之催生和提高,这是市场需求驱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自然逻辑和路径。这一过程中,一定要用商业化、国际化、透明化的方式,通过代表性和示范性的投资和贸易安排,促成中东北非地区和中国各个地方政府的深度产业和金融的出海合作,最终为人民币在这个地区的使用打造一个更为坚实、更为系统的实体经济和跨境产融合作生态,确保人民币国际化的可持续性和市场效率,真正让全球和该地区的投资者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分享中国发展红利,通过产融出海,让人民币国际化最终赋能该地区的经济转型和人民福祉提升。
创新协调,畅通人民币国内国际大循环首先,基于过去11年人民币国际化实践,未来要从三个方面稳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第一,强化人民币计价职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特别要在贸易中扩大人民币计价结算范围,遵循贸易计价货币选择规律,保持币值稳定,降低交易成本,增强跨境贸易和金融人民币使用的便捷性。第二,发挥中国新的优势。一是抓住RCEP签署和生效、产业链区域化、短链化机遇,夯实经济和贸易基础。二是以我为主的双循环,以国内循环带动国际循环。三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第三,发挥中国在直接投资方面的大国优势。要构建人民币流出、流入双闭环,通过双闭环提供人民币使用的新场景,迅速扩大规模。其次,我国有弯道超车的机遇。第一,“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以及投贷建营一体化,给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非常好的平台。第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动大宗商品人民币结算。第三,做强做大碳市场,未来人民币可以以碳作为挂钩和对标的商品。第四,发挥数字人民币优势。最后,利用投融资带动人民币计价和国内国际大循环。在投融资联动中,通过制度创新、金融市场和产品创新,有效解决许多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的外汇管制问题,实现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人民币流出、流入计价结算联动,形成渠道畅通、风险可控的国内国际人民币循环。
后疫情时代国际金融新格局具有五大特征
第一,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出现逆向分化,近期发达经济体因疫苗的广泛使用经济复苏态势好于新兴市场,英国开始全面放松社交封锁的社会实践,可能对全球的疫情应对带来较大影响。第二,全球经济加快复苏,但与疫情前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各国经济复苏不均衡,对未来经济增长前景以及全球经济格局带来深远影响。疫情前长期持续的全球经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和高负债很难出现根本性转变。第三,疫情是全球范围的突发性冲击,应对疫情的过程加速了全球技术条件的进步,推动了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在疫情之后,各个国家都在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和可持续发展,绿色复苏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共识。第四,疫情之后国际货币竞争呈现新格局。新兴市场以及一些不发达经济体加速推进去美元化进程,希望寻求美元的替代。数字货币也是一种特殊的美元替代选择。过去10年人民币国际化是央行的政策驱动和在岸及离岸市场相互配合的结果。第五,人民币国际化知易行难,任重道远。在大国博弈和国际竞争格局下,国际货币竞争将愈演愈烈,人民币国际化要从应对国际货币竞争和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的高度,加快提升人民币国际使用范畴。 | 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副局长、东盟与中日韩(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原主任 |
国际金融格局演变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魏本华基于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从全球气候治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扩大数字人民币试点范围三个方面谈了自己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看法。全球的气候治理。为了实现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的目标,中国金融机构要多发放绿色贷款,增加绿色债权和股权投资。同时,实现目标涉及许多经济部门的结构调整问题,众多行业的去碳化过程需要政策支持、技术创新、更严格的环境法律支持。我国应该继续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利用G20平台大力发展和G20其他国家的合作,在全球气侯治理中维护好我们国家的利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美国在IMF占有17.43%的份额,具有重大事项讨论的一票否决权,众多发展中国家不满此现状,而IMF份额的调整是复杂的政治博弈,去年我国的GDP在全球经济之中的占比是17%,提高我国在IMF中的份额,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继续扩大数字人民币的试点范围。人民银行强调深化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政策金融体系、金融稳定影响的研究的评估,积极参与法定数字货币国际交流,以开放包容的方式探讨制定法定数字交易标准和规则。可以预见,一俟人民币跨境使用,必然将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产生影响,同时也对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与实践研究所所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 |
建立统一的离岸金融外循环制度体系确保海外资产安全。后疫情时代,美国的长臂管辖可能威胁到中国海外资产的安全。在外资看好并不断增持人民币资产趋势下,如何解决中国居民和企业持有并积累安全的离岸资产是一个挑战。借鉴香港经验,构建统一的离岸金融外循环制度体系。香港有完整的离岸金融生态体系,在极端情形下,如果港币与人民币挂钩,港币不仅直接就成为离岸人民币,而且可以提供一整套现成的离岸人民币的金融制度和生态体系。中国在香港的离岸资产与相关的市场及监管体系其实是独立于美元体系的,安全性是有保障的。以港币及相关的监管制度为基础,中国可以将上海、海南、及遍布各地的自贸区的离岸资产及市场整合形成一个统一的离岸金融外循环市场体系,而现在的数字货币正好提供了构建这个体系的技术条件。总之,在离岸金融领域,中国面临三个风险。第一是汇率风险,但只要确保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变化不过分,汇率风险可控;第二是长臂管辖的风险,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挑战,我国大量的海外资产如果因为美国的长臂管辖而产生问题,不容易处理;第三还有缺乏系统集成的风险,我们很多自贸区的政策比较碎片化的,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依靠这些政策来创造一个类似香港的成体系的世界领先的离岸金融市场生态体系。系统集成及规模效应。从系统集成及规模效益看,中国的最优方案是利用港币离岸金融体系来统一正在形成的各类离岸市场试点。次优的方案,是在各个不同的离岸金融实验区分别构建不同的离岸市场(如海南针对东盟,澳门珠海上海针对欧盟,深圳香港针对美国)。
后疫情时代的变化及影响赵锡军从经济层面阐述了究竟发生了哪些可能的变化,有哪些正在发生和可能延续的变化,这些变化会对国际金融的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方式和动力两极分化。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快于新型市场国家,只有中国例外。各个国家内部也出现恢复不平衡和贫富差距的拉大的现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数据佐证了这一观点。二、这种变化对国际货币体系格局不会产生根本影响,会产生边际影响。传统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会加强,其他的市场可能进一步边缘化和外围化都有可能。从国际金融的治理和政策的协调能力来看,这场疫情对此也不会有很大的变化,但是有可能会有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可能更多的体现在中国的力量方面。三、唯一有变化的可能就是国际金融领域里面创新的能力,中国可能是推动国际金融格局发生局部和边际变化的核心力量和核心因素。这次疫情体现了中国的治理能力,这种能力有可能从公共卫生领域拓展到其他领域 。这次疫情体现出中国的协调能力也有可能在金融领域得到拓展,数字人民币的推出有可能推动国际金融格局的演化。
关于后疫情时代国际金融新格局的一点思考朱孟楠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金融科技和数字货币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绿色普惠金融合作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第一,区域合并合作将进一步扩大。目前国际货币改革步履维艰,如何改革大国之间尚未能达成共识,再加上近年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完善。国际货币体系说到底是大国博弈的结果。未来“破局”之策是:加强区域经济合作,通过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而促进区域货币合作的深入发展。中国可以通过完善新“金砖“”五国合作机制和“亚投行”运作机制以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在区域经济与金融合作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区域货币体系乃至国际货币的改革。第二,人民币一定会成为最重要的货币之一。现在美元因其在国际支付、结算和储备方面的占比还很高,因此“美元独大”局面还无法彻底改变但随着人民币“入蓝”、中国经济率先恢复增长以及中国在疫情期间的积极“有为”,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逐渐提升。展望未来,例如今后10年预计人民币会与美元、欧元等构成国际货币三足鼎立之势。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考虑中国货币统一问题,为未来中国货币成为大国货币做准备。第三,金融科技和数字货币发展方兴未艾,对未来的国际金融格局会产生重大影响。伴随着技术的进步与发展,金融科技在国际金融领域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增长,预计数字货币也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将从零售转到投资和交易领域,从国内小范围试点开展到境外市场。第四,关注美国通胀趋势,密切关注美联储缩表动态。如果未来美国通胀加剧,这必将导致美联储缩表,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导致部分国家资本外逃、货币贬值,甚至经济衰退等现象发生。第五,全球债务高企压制了经济发展,当某些链条断裂时,可能会爆发局部的债务危机。第六,绿色、普惠金融的合作必将加强。疫情之后对绿色、普惠金融的发展要求非常剧烈,未来世界在这方面的合作必将增强,这符合全世界的利益。中国已制定好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接下来可在低碳经济、碳金融发展等方面做更多文章,适时开发出碳衍生产品,例如碳期货、碳期权等,为绿色、普惠金融发展做出新贡献。本次论坛更多嘉宾的精彩观点将于近期陆续推出,欢迎持续关注!
观点整理 任屹颖、李泽磊、贾翔夫、聂可昱、
艾建伟、张畅、李笑颖、刘岳
编辑 艾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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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成立于2009年12月20日,是专注于货币金融理论、政策与战略研究的非营利性学术研究机构和新型专业智库。研究所聘请了来自国内外科研院所、政府部门或金融机构的90余位著名专家学者担任顾问委员、学术委员和国际委员,80余位中青年专家担任研究员。
研究所长期聚焦国际金融、货币银行、宏观经济、金融监管、金融科技、地方金融等领域,定期举办国际货币论坛、货币金融(青年)圆桌会议、大金融思想沙龙、麦金农大讲坛、陶湘国际金融讲堂、IMF经济展望报告发布会、金融科技公开课等高层次系列论坛或讲座,形成了《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天府金融指数报告》《金融机构国际化报告》《宏观经济月度分析报告》等一大批具有重要理论和政策影响力的学术成果。
2018年,研究所荣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院属研究机构奖,在182家参评机构中排名第一。在《智库大数据报告(2018)》中获评A等级,在参评的1065个中国智库中排名前5%。2019年,入选智库头条号指数(前50名),成为第一象限28家智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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